在前一篇介紹《細說三國》的文章中，我一直避免提到黎東方寫作《細說三國》的詳細背景，那是因為，我打算要把這本書的序言〈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〉完整地貼出來，由黎東方本人自己來說 。
貼序文的目的，乃是因為想補足簡體版的不足。簡體中文版的《細說三國》，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編者在書前有兩點「出版說明」：
- 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，今合为一册。
- 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，经作者同意，在这次出版时，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、提法稍作修改。因为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，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。
我上篇文章有提到周浩然「細說中國風雲時：黎東方著《細說三國》」介紹文，該文中也提到：
……
但還有不太理想的，由於兩岸史觀的不同（這是官方說法），國內版中刪去了不少借古喻今的章節，也刪掉了一些論及國外的章節，看來便失卻了不少趣味。歷史，最珍貴的地方便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現實生活的反映，作出檢討；然而在一個不太容許批評，更不太容許以史反諷政策的國度中，歷史這一功能便不經意被剔除了。這不是黎東方的錯，只是作為人民的某一程度的損失而已。
補回失去的，標出新加的
所以，我在整理、還原繁體版原書的同時，比較兩版本間的差異，也是一項頗有趣的事情。而我會想要引用這整篇序言，乃因這序言被刪得最多，使得原本一個相當精彩有趣的故事，變得有點跳躍而不連貫，可說是減色不少。
這〈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〉，應該是全書最晚寫成的，我查了一下，本文刊登在民國六十六年（1977 年）十一月號的《傳記文學》雜誌裡（現收錄於合訂本的第 31 卷 第 5 期 第 23 篇）。而簡體版是出版於 2000 年 10 月，中間相差有二十三年，但由於某些「政治環境與史學觀點的差異」，讓這些文字從較新出版的版本中消失了。
 |  |
在我的繁體版中，我把被刪除的文句加了回去，這部分我用楷體字標明。而簡體版新加的字句（主要是為了讓文章通順，或修正舊版的錯誤，或因兩岸年號、地名等習慣用語的不同，而改用對岸用語），我則用「實心方頭括號」（【】）圈出。也就是說，若要看繁體版文字，就請忽略方頭括號及其裡面的文字；若要知道簡體版的文字，就無視楷體字，只看內文加方頭括號裡的字即可。
為了讓網誌版面不會太單調，以下文章的插圖是我自行加上去的，沒任何特殊意義。
寫在「細說三國」之前
文：黎東方
聯副【XX】主編要我把當年在重慶「開講三國」的經過，向年輕一代讀者說一說。我真有點不好意思。怕說得太多了，叫人難以相信。所以，我只想輕描淡寫說一下。當年在重慶捧過我的場，而今日在臺灣的，人數不在五千以下；我很感謝他們，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在背後捧我，見面的時候鼓勵我。他們甚至「加油添醋」，給了我不少我無權接受的榮譽。例如，說我講了《紅樓夢》，又說我是中國最早的一位演講賣票的人。
「紅樓夢」我只在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大學講過一次，但沒有賣票。在重慶公開講「紅樓夢」而賣票的，不是我，而是中國共產黨所捧出來的一位高語罕。高語罕曾經在黃埔軍校，周恩來代理政治部主任之時，當過教官之類的職務。他對馬克思主義知道不多，對紅樓夢知道得更少；他僅僅從所謂唯物史觀的觀點，給紅樓夢中的人物，一一戴上什麼大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、地主階級、無產階級，等等非驢非馬的帽子。中共捧他出來，原是想給我一點顏色看，和我比，看誰的聽眾多，而不在乎票房的收入。結果，來聽的僅有五六十人，而多數是拿了免費招待券入場的。
在中國最先以賣票的方式演講的，不是我；而是戰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。他所講的是政治問題。在重慶最先以賣票方式演講的，似乎是我。但是，龔德柏先生說，是他。大概是他，也許還是我，記不清了。
在外國首先賣票演講的，可能是馬克．吐溫（Mark Twain）。也許是另一人。讓將來的有心人，以這個題目寫一篇博士論文罷。
我開始講《三國》的一天，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【1944年9月24日】，一連講了十天。地點是在重慶、中一路、黃家埡口、山東省立實驗劇院。為什麼要在實驗劇院？因為，院長王泊生是我的好友，（也是當時名叫藍蘋，其後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員的老師）；王泊生把該院的大禮堂借給我，不收場租。
根本，為什麼要講？為什麼要賣票？為什麼不講別的，偏要講《三國》？為什麼要講？是為了賣票。不是為了講而賣票，是為了賣票而講。為什麼要賣票？因為窮。為什麼窮？因為通貨膨脹。戰前，我的一個月薪水，可以買一百雙皮鞋，或四十擔米。到了民國三十三【1944】年，我的一份專任薪水只買得了一雙皮鞋。買了皮鞋，便無錢買米。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。日本人定要侵略我們，我們的政府不得不率領全國同胞起而抵抗。抵抗了七年，民窮財盡；抽不到多少稅，又借不到多少外債，只好印鈔票。鈔票越印越多，物價就越來越高。於是，我兼了三個大學的課；太太作了王泊生那裡的國文科主任，一家七口，依然活得十分吃力。
有一天晚上，太太在「大樑子」（？）劇院的課堂教完了一天的書，擠上公共汽車回到兩路口，我們的家，菜色的臉上添了一層灰白。我突然想起了古書上「窮則變、變則通」那一句話，向太太陳述我的「求變」之意：「這樣下去不行。你會累死。」她說，「你也會累死。那有你這種步行七十里，走到沙坪壩兼課的教授？看你的臉！黑一塊，青一塊，當年白裡透紅的清華少年跑到那裡去了？」（事實上，我去沙坪壩中央大學，不僅步行，而且要爬過一座「金剛坡」高山；陪我爬的是其後頗享盛名的畫家傅抱石。我不是不喜歡乘長途汽車，而是鐘點費減去車費，便所剩無幾，失掉了兼課的意義；因此才捨車而步。）
這真是，「知夫莫若妻」。我直到其時為止，不曾覺察到自己竟有說話的一技之長。我得意之餘，向她說：「我能說話就好。該吃開口飯；而不必一定吃教書的飯。說書，不也是很好麼？」
母親立刻表露了她的興趣。她說：「說書的人吃得好。我小時候，鄰舍住了一個說書的。他家裡天天買肉吃呢。在我們清朝時候，教書的人也窮。可憐的顧老師，過年過節，才買一斤半斤的肉。顧師娘苦了一輩子呢。」（顧老師是我母親小時候的另一鄰居。）
太太說：「說書也得有本事啊。你能說什麼呢？對啦！前幾天有一場電影，演的是美國馬克．吐溫的故事。馬克．吐溫辦印刷廠，破產；異想天開，講演，賣門票，竟然還了債，又賺了不少錢，並且環遊世界，作了旅行演講。我看，你也不必轉說書的念頭了。就試試演講賣門票罷。」
因此，我就決定以演講三國為「入世之媒」，為新的謀生之道。說來慚愧，我對三國這一短暫時期的歷史，並無了不起的研究，只是與極多和我同時代的男性讀書人一樣，自幼便瀏覽了三國演義幾遍，其後也涉獵了三國志與資治通鑑等幾部「正經書」，對演義中的若干說法獲得了若干「折衷」，如此而已。我佔便宜的地方是：曾經在戰前作了一番相當仔細的筆記，也於抗戰開始以後先後在西安的東北大學與成都的中央軍校，講過「三國戰史」。於是，在實驗劇院登臺以後，竟然能夠說得頭頭是道、津津有味，不僅糾正了三國演義，也大膽檢討了平劇之中的若干有關三國的戲。我認為：孔明的年紀比周瑜小，孔明不該作老生，周瑜不該作小生，等等。
值得同情與欽佩的戰時教授如我【當時】，有了免費的場子，【我】卻沒有現款去登報上的廣告，與印刷入場的票。好心的《中央日報》社同仁，特許我先登廣告，後收廣告費。印刷公司也讓我先印入場的票，後收印刷費。在門口賣票、收票的，是幾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，他們純盡義務，不收報酬。
沒想到，一砲打響，窮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。第一天，便來了三百多人。每人的門票是法【國】幣四十元（當時美金一元的官價，是法【國】幣二十元）。一連十天，總收入相當於我的教授薪水幾十個月。
再其後，到了瀘州、昆明，每每只講三天。分別以曹操、孫權、諸葛亮為主題。三天的收入，當然不比十天的多。於是，我又添了唐朝與清朝兩個「戲碼」。唐朝的三個主題，是唐太宗、武則天、唐明皇。清朝的三個主題，是康雍乾、太平天國、慈禧。有時候，專講太平天國，便以洪秀全、石達開、曾國藩三個人為主題。（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在某一天曾經用了副刊的全張篇幅，批評我的演講，說「國民黨政府」不應該讓黎東方公開散佈擁護曾國藩，反對洪秀全的論調。其實，我對曾洪二人並未作主觀的左右袒。）
勝利以後，我在南京、貴陽、安順也講了幾次，在貴陽與安順的活動，最為重要；否則，我沒有錢「包機」，全家也就必然陷在大陸，受毛匪的磨折。在長沙變色之時，我尚在貴州大學教書，預感到貴州將為湖南之繼，就走到公路局買都勻的汽車票。公路局的人說：「沒有票了。要不要把你的名字寫下，列入候車人的名單？不過，候上半年，也輪不到你呢。」我又走到中國航空公司的辦事處。航空公司的人也說：「要不要列入候機人的名單？候上半年，也輪不到你呢。」這一位航空公司的人，以半幽默、半諷刺的口吻說：「黎先生，你若是有錢包一架飛機；倒是今天你付錢，明後天便有機。」我說：「真的麼？」他說：「真，倒是真的。因為包機是加班，不受客票先後的限制。」我說：「好。我籌足了錢，就來付包機的費用。」
包機的費用，相當於二十四張來回票，也就是四十八張飛機票的票價。（飛機上只有二十四個座位。去香港，我包；由香港回來，據他們說是「放空」。）這四十八張飛機票的錢，我在兩三個禮拜以後【後來】用九百六十張講演票的錢付清了【一架從貴陽到香港的小飛機「包機」的費用】。航空公司的高級職員，向我道賀，同時一再解釋，某職員向我建議包機之時，並無看不起我之意。他說：「的確，全國還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錢包過敝公司的飛機。您比胡適之有辦法得多了。」我說：「那裡，那裡！胡先生才真有辦法呢。政府派了一架專機，到北平去接他出險，像我這樣的黨內名流，是『自己人』，不好意思等待政府來爭取，應該『自力更生』。不過，我所花的卻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錢呢。是熱心於聽我演講的，成千的可愛可感的聽眾的錢呢。」
為了報答這些可愛可感的貴陽聽眾，我特別破例寫了簡要的講辭大綱，每天印了一張報紙，摺起來，成為十六開的薄薄的一本「分冊」，題為《新三國》，定價每分冊銀圓五分，一共有六個分冊。
這《新三國》，其後在舊金山與檳榔嶼（庇能）均重印了一次。吳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給浦家麟先生，於是遠東圖書公司也發行了臺北版【（未訂版權買賣契約，只是租賃版權性質）】。
我是一個大愚若智的作家。有人說我「聰明絕頂」；其實我是笨到極點的人，只是外表略帶秀氣而已。有許多事情我想不通，有許多道理我弄不明白，有許多句子我寫不順。我只是懂得，像我這樣的笨人，惟有埋頭苦幹才能得救，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，才念得順，惟有把寫成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刪，一篇一篇的撕了重寫，才勉強敢拿出去。我這個文章「廚子」，所做出來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備，但區區微衷，很希望讀者諸君吃了容易消化。
這部《細說三國》，不是《三國演義》或陳壽《三國志》的修訂本，也不是裴松之的《三國志注》的改編。這三部書各有千秋，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動。
民國時代的盧弼，編了一部《三國志集解》，堪稱為我們之中的裴松之。他有裴松之的耐心，抄錄了不少裴松之以後的雪泥鴻爪。呂思勉、祝秀俠，與姚季農、李則芬，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。
對《三國志》貢獻最大的，直至今日為止，恐怕依然是《後漢書》的作者范曄，【作補注的裴松之，】與《資治通鑒》及考異的編者司馬光。我的法寶，也就是他們寫的這幾部書而己，不惜對讀者「和盤托出」，為的是，讓後起之秀能夠寫出比這《細說三國》更好的書。此外，碑銘，地方志，有關各人的文集詩集，與當代各方學者的短篇論文，也都是我的法寶，乘此一併公開。
正如以前寫「細說清朝」之時一樣，我誠心懇求讀者諸君隨時寫信對我指教，我一定參照諸君的寶貴意見，於將來印行單行本之時一一加以改正。
0 意見:
張貼留言